2026年8月25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专访中，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其办公室内发表了引人注目的看法。他指出：“若回顾最近发生的事件，超级大国在各种局势中强加意志的能力已经显著受限。”他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持续冲突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相提并论，指出德黑兰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成功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古特雷斯的言辞毫不含糊，表明他对这两国的强烈批评。在任期接近尾声的情况下，他以这样的语气向全球传递了强烈的信息，媒体迅速反应，纷纷报道“退休前无所顾忌”和“毫不留情”的标题。
然而，这其中引发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究竟是公众对“卸任前真相”这一叙述情有独钟，还是古特雷斯在任期末段像换了个人一样？在回答之前，我们需明确他还剩多少任期、秘书长的实际权力，以及“跛鸭”效应所代表的含义。
首先澄清事实。古特雷斯于2017年1月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并在2021年获得连任，按《联合国宪章》，秘书长的任期为五年，可以连任一次。他的第二任期将于2026年12月31日结束，届时他将年满77岁。因此，专访发出时，他的任期仅剩不到五个月。继任程序已经启动，并计划于2025年11月正式筛选新任秘书长。截至2026年7月30日，安理会已经进行了首轮投票和第二轮投票，不公开具体结果，以“鼓励”、“劝阻”和“不发表意见”三类进行评估。满足至少9票“鼓励”且五个常任理事国未“劝阻”的候选人，方能获得安理会推荐。
目前，有八位候选人参与选拔，包括厄瓜多尔外交官伊沃内·巴基、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前联大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等，代表了拉美、非洲和欧洲多个地区，地域覆盖之广泛前所未有。
那么，当一个即将卸任的秘书长在国际政治中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作用？美国政治学中有“跛鸭”的概念，形容在任期末的民选官员因失去政治资本而影响力骤减。但联合国秘书长并非民选，他不需要向选民负责，也无需顾忌连任。秘书长的权力源于《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道义权威与制度资源。
这引出了一个更为精准的问题：秘书长这一职位究竟能做些什么？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九条，秘书长有权将其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项提请安理会关注。这一种独立的政治发起权不依赖于任何国家的指示。然而，除此之外，他无权指挥军队、实施制裁，不能强迫任何国家执行决议。他的主要工具包括斡旋、议程设置和道义权威。古特雷斯在采访中也明言：“联合国秘书长没有权力，只有声音，以及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能力。”这并非自贬，而是对机构本质的准确描述。
秘书长可以发声、斡旋和撰写报告，但若安理会五常国的意愿不在，所有这些行为均无强制性。古特雷斯十年任期内，唯有在2023年12月对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发出函件时利用过第九十九条。如此仅使用过一次的独立发起权，恰恰彰显了这一职位的结构性困境。
因此，“退休前敢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权力的骤然扩大？还是表达代价的骤然降低？在国际组织领导者中，“跛鸭”效应并不罕见。回首往届，每位秘书长在第二任期的末尾都经历过某种程度的言辞升级。潘基文在2016年卸任前几个月，针对南海仲裁和叙利亚问题均发表了强烈的声明，远超其一贯小心翼翼的风格。加利在未能连任后也对美国在索马里行动提出了直白批评。即使沉默寡言的瓦尔德海姆，在1981年未能连任后也表达了对超级大国操纵秘书长选拔的愤懑。
这并非偶然，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随着连任压力消除，秘书长在大国面前的博弈筹码虽减少，但发声的政治代价也减小。他无需再担心某些话可能影响其连任投票，也不需过多修饰措辞迎合大国。这并不暗示他获得了新权力，而是意味着他能够以更小的顾忌来行使那些原本就存在、而先前被压抑的权力。
古特雷斯的情况更为特殊。在他十年任期内，始终保持低调和务实，尽量避免在危机间的前台出面。前塞浦路斯大使马夫罗伊安尼斯曾形象地比喻，如同“哪怕是一辆法拉利，若路况不允许，也不得不减速。”这一比喻精准地揭示了秘书长职位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