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6日夜，南京总统府灯光明亮，蒋介石依然专注于战局分析，但他所依赖的淮海战役的指挥官刘峙却失联。几天前，淮海战役结束，杜聿明被俘，而刘峙，这位曾被称为“福将”的人却如失踪一般，毫无踪迹。从此，他的名字只在高层的指责中提及，外界同样对他的去向感到疑惑。
一向以“能避则避”著称的刘峙，此时已暗中策划了逃避的路线。战役失利后，他没有急于赴南京见蒋介石，而是借口处理“剿总存档”留在南京，随后通过秘密渠道筹集船票，隐匿至香港。虽然当时他已55岁，但他一心只想逃避这场劫难。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他带着三姨太黄佩芬、四个孩子及几箱金条悄然南下，化名“刘德仁”在九龙租了公寓，决定与战事无关。
尽管香港繁华，刘峙却无法安心入眠，身边的老同僚纷纷向他伸手索要金钱。有人以往日情谊相逼，有人纠缠提出借款，甚至有人不顾一切上门逼债。经历了多次敲诈后，刘峙感到银钱所剩无几。在一次酒局上，他感叹道：“再这样下去，我就得去卖东西了。”黄佩芬听后立刻提议迅速离开香港。
1950年10月，刘峙全家乘小船南下，原打算在新加坡落脚，但船刚靠岸便遭遇抢劫，损失惨重。心灰意冷的他决定再次购票，前往印度尼西亚，试图远离过去的一切。没有资金和人脉，他选择了相对偏僻的西爪哇省，取了个新名字“刘传道”，在偏僻的民宅中生活，日子变得异常艰苦。
黄佩芬是安徽师范毕业，英语和荷兰语都掌握得不错。因此，她很快在万隆的华侨学校获得了教师资格，月薪虽不高，但足以维持一家七口的生活。刘峙白天在家避难，晚上才出门买菜，以免被熟人认出。有邻居问他以前做什么，他只得微笑回答：“卖书的。”心中虽有不安，生活却不得不继续。
1952年2月，黄佩芬的哥哥在香港重病，急需她回去处理丧事。学校一时找不到老师代课，校长看刘峙曾读过私塾且懂地理，便提议他替教几堂课。刘峙犹豫不决，表示自己年纪大了担心不能胜任，校长却鼓励他说：“孩子们需要老师，你来吧。”第一堂课上，他在黑板上写下“长江”两个字，向学生提问：“你们知道它有多长吗？”教室里一片寂静，于是他借机讲解了淮河、汉水等河流，并在地图前回忆起往日的防线。一位顽皮的男孩问他：“老师，您打过仗吗？”刘峙愣了一下，但很快摇头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专心学习更重要。”
他的课并不无趣，他用有趣的故事介绍经纬度，也应用军队的补给情况探讨城市分布，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两个月后，代课转为正式，每周教授四节国文和两节地理，课后还帮助同乡餐馆记账。虽然生活清苦，但却过得相对平静，直到一份小报将他推上风口浪尖。
1952年3月28日，雅加达的《华声日报》头版引述刘峙现居万隆的消息称他以教书为生，记者却是个冒牌货，四处募款演讲。刘峙得知后愤怒地写信辟谣，表示自己从未授权任何人进行演讲，应该对冒名者进行惩罚。信寄出后不久，印尼国家安全局的人上门调查，态度虽客气但并不友好，告诫他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刘峙频频点头，急忙重申：“我只想教书。”
风声传开后，两所华校因“前上将”是谁的老师而争论不休，家长们既担心孩子受坏影响，又觉得这是个好故事，纷纷争相请他教学。刘峙对此感到困扰，最终决定拒绝外界的补课请求，专心于学校的事务。然而，消息还是越传越远，最终传到了台北。
蒋介石在得知后心中疑虑重重。印尼已经与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若刘峙被洗脑，可能会对国民党造成威胁。1953年春，台湾国防部经过新加坡的中介联系上了刘峙，起初他犹豫不决，但最后决定回去看看老朋友。有人私下问起原因，他苦笑道：“在这里当孩子王，未来并没有太多选择。”
1953年11月4日，基隆港细雨蒙蒙，刘峙握着船舷下船，那身旧西装沾着水滴，昔日的风光已不复存在。随后，他被直接带到士林的官舍。蒋介石坐在藤椅上，面色严峻：“你知道自己的罪吗？”刘峙低下头说：“无职能谈何功过，只求教导。”沉默片刻后，蒋介石怒喝：“愚不可及！”骂声一落，茶水随即被递上，尴尬的气氛逐渐缓和，熟悉蒋介石的人明白这是一个接纳的信号。
一个月后，“总统府国策顾问”的任命书送到了刘峙手中，待遇虽低，但能吃住。他在日记里写道：“漂泊四年，终于得到一席之地，足以安慰晚年。”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常陪蒋介石出席悼念活动和部队检阅，但再无实权。到了1961年，台北物价飞涨，刘峙搬进了眷村，生活依然清贫，他偶尔为邻里的孩子讲授地理，回忆当年战斗的情景，孩子们听得目瞪口呆。
人们感叹，昔日的“福将”因一场战役跌入平凡生活，万里寻求生计，靠讲书维持生计。成败往往在于军势与人心，尽管老将回首或许感慨万分，但面对不息的历史洪流，能够保住生命已属不易。人生如棋，落子无悔，他的命运无疑早在1948年的徐州已经注定。
